卓尔

    现今不少人将金融危机的影响力痹症，归结于是全球化所导出的负面效应使然。不少学人、商贾、政界名要；甚至贩夫走卒，都越发熟悉“全球化”这个词眼。殊不知，这个最初从经济范畴引入的一个名词，竟在短短十几年间；产生了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。最初，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的市场经济，即：商品、资金、信息、人员（部分的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，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以合理配置。有人或许会问：全球化为何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取得如此惊人且长足的进步？我想这离不开技术的飞速革新和进步，离不开交通运输的便捷，更离不开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局势与安全环境。从总体上看，以上支撑全球化的有利因素，并未由于金融风暴而发生根本性改变。因此，我个人断定：全球化的动力依然存在，主流没有逆转！

     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事实，或者说发展趋势，似乎已无可避讳和阻挡。其带来的利弊也愈发凸显，且仍争论不休；此处不多加赘述。若有学人（部分）仍对‘全球化’这一提法，饱以老拳的话，那我在此，要做个简单的澄清：无论全球化究竟是指美国化、泛西方化、还是可能的中国化、现代化；那都与我以下所要讨论的主题和重点，无多大关涉。

    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，以上对全球化问题的引述过程中，已带有明显经济领域立场的映像，似乎所言及的仅仅是经济全球化之观念。和标题有些许脱节，事实诚然。我个人认为经济全球化，是导致目前各种全球化问题凸显的一个现象性基础。哪怕如93年Samuel P. Huntington提出的The Clash 0f Civilizations.（试图从文明冲突论角度，对此所做的诠释），我也认为此（那种对全球问题的认识）仅仅停留在现象揭示、和概括的层面；深究一步，发现professor Huntington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和非历史性解读的倾向。

     其将文明（社会现实）进行了彻底的抽象，孤立地看待“文明”——这一最大的文化实体；忽略了文明本身内部的冲突性，对文明其现代性根源，也并无做出任何解释，认为一切文明的现代性表征均乃古已有之，且自然天成。他更坚持各文明间的差异势必导致冲突这一结果。我相信，P.Huntington这一系列的认识，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了达尔文“狭义进化论”，和近代西方理性本体论的影响。P.Huntington用文明的视角，来讨论国际政治、国际关系和全球化问题，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创建，开启了一种新的视角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政治现象。但由于其作为一名政治学者，以文明来探讨此问题，势必受到政治学范畴壁垒的阻碍。一旦触及文明，势必已超出了政治学、文化学、政治哲学的范畴，这是亨廷顿教授力所不及的无奈（认识不够透彻），在此，我们也不必对教授做过多的苛责，是能够理解其无奈性的。但对于该问题本身，我们却不该仅停留在：此番“了解之同情”的层面上。

     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解决，应该从广义进化论的角度和哲学的层面，加以展开根本性的澄清。（当然期间可以借助政治学、法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作为工具使用。）

     前阵子我又重温了，迪特·森格哈斯【德】的《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》，其相对于亨廷顿教授的不同声音和见解，让我早先就思索良久，随之此后对于资料文献的查阅和现实的比较。如今，我越发确信：全球化的问题研究与治理、乃至得到一定程度上的“解决”，首先都应从进化的整体画卷中，发现能指导解决全球问题的某些原理、规律和方法。推动意识的进化，进化出同全球化相适应的“行星意识”。以期待人能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价值和行为，从而避免或至少减轻灾变。借用J·索尔克的名言说，就是“从进化意识中，产生有意识的进化”。